一个深圳画廊主的自白
周赫近照 ©️周赫
受访：周赫
采访及编辑：陈颖
当前，由东门杨策划的年度艺术项目“科幻末世：仙境迷踪”系列第三回展正在深圳蛇口画廊展出，策展人以村上春树的小说《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》比作当下这个充满挣扎和失重感的时代，而在高度发达的繁华与被高墙与世隔绝的静谧并存的蛇口街区，他读到了这本科幻小说中所描述的情景。
回到人的价值
ARTDBL：当时怎么会想到去开一个画廊， 并且当时的名字也很响亮， 叫“蛇口画廊”，寄托着某种地方性的质感，这个故事是怎么开始的？
周赫：我来到深圳开始从事室内和软装设计的时间是2005年，那个时候我在一个小本本里给自己列了一个特别清晰的十年规划。往后的十年里，我一直为地产服务。那个时间段算是房地产的黄金期，设计工作在其中的转速也特别快，样板间设计只需要套风格，不需要有灵魂，我就像不断被时代和事务裹挟着往前走，虽然也拿过很多设计奖项，但因为没法对人产生价值，我也并没有感觉多有成就。到了2015年，我猛然发现十年规划已经完成了，突然就失去了方向，进入了瓶颈期。那时我遇到了我的合伙人，我们商量着做点别的事情，不想再碰设计了，感觉“做伤”了。我们想过开书店，做社群，后来遇到了很好的资源，我们决定共同尝试开设画廊。
我曾学过艺术，选择设计是出于对人的实用性角度出发，但喜欢艺术是我的本能。艺术不仅仅关乎美，也不是用来挠痒痒的，画廊开幕展里的作品观点还是挺犀利的，有朋友替我担心，但我想自己做了那么多年的乙方，既然这是我自己的画廊，我必须回应自己的想法。在新的叛逆期里，画廊成为了我寻找自我的一种救赎。
画廊命名为蛇口，因为我有一种对蛇口的情结。我来自内蒙古的一个小镇，是那种喜欢小尺度空间的小镇姑娘，结果来到了这个大城市。我一来到深圳就定居在蛇口，这个地方特别有烟火气，像是我生活的地方。年轻时，加班到很晚，回家时甚至还能看到大爷们在那里下象棋、争吵，小商小贩们都让我感到很亲切，待在这里让我感到很安全。2019年以前，我们也基本没有参与过深圳的艺术生态，可以说都没有走出过蛇口，后来发现，这种扎根带来的地方性质感反而给画廊带来了自信。
ARTDBL：2019年在薛扬的展览“万物静默”里，你提到蛇口画廊以新形象回归，如何理解这个“新”？
周赫：在画廊运营的前三年里，我并没有完全投入其中，因为设计事务依然占据着大部分时间。那时的画廊对我而言是一种避难所，一个精神上的栖息地。然而，我在设计方面的感觉已经发生了变化，我摆脱了流水线式的设计模式，开始涉足一些有意思的书店、高质量的私宅和比较有趣的文旅项目。那个期间，画廊基本是在为设计赋能，体系并不完整，处在一种自生长的状态。到了2019年，我的合伙人出国了，我经过深思熟虑，最终决定把画廊坚持下去，那时我才开始认真思考如何经营画廊。我四处考察学习，深入了解行业，发现这是一项困难且需要专业知识的工作，我意识到可能需要重新出发。
实际上，我当时认为在深圳，传统的纯粹画廊模式几乎无法生存，它需要一种与传统画廊基因不同的经营模式。一点点地签约艺术家，陪伴他们成长，再进行多层级的操作，对于想要迅速着陆的我们并不现实，至少那时无法完成完全代理这件事情，于是我们选择了与艺术家合作的方式开始。
2020年，我刚接手不久，疫情就来了，但与此同时，我也开始接管云美术馆的运营。在探索美术馆的过程中，我总结了一套自己的“作战地图”，越是在形而上的层面，就越需要往下扎根，就像《道德经》中所说的“高以下为基”，我开始思考艺术为品牌和社区带来的价值是什么，能清楚地回答“我是谁”和“在哪儿生根发芽”的问题至关重要，这种思考也渗透到了画廊的经营中。
ARTDBL：你是如何挑选艺术家的？
周赫：两类艺术家是我比较关注的，一类是能与人们最本质的需求产生共鸣的，比如冯君蓝，以作品展现真实的内心，通过艺术去追寻光明。经常会有人在画廊里驻足良久，有人流泪，还有人自发坐下来与我们聊天，画廊可以是自由倾诉的场所，而不仅仅是卖画的地方。另一类艺术家是那些能够脱离日常思考，有点像科学家一样，在探索人类未知的意识领域，这是在琐碎事务缠身的日常生活中很少有机会去思考的领域。受到美术馆经营的影响，我更多还是思考画廊到底能给人创造什么价值，而非单纯以销售为目标，就像在构建自己一样，关注自身想要表达什么和回应什么问题。
站在所有人的立场上来思考世界
ARTDBL：作为云美术馆的运营机构，你们在对美术馆的摸索中一步步来熟悉这个行业，在这个过程中，你有哪些体会？
周赫：在社区里，处于屋顶位置的云美术馆就像一座精神堡垒，生活方式都在其荫蔽之下。实际上，站在房地产营销的角度，也只有通过这样的差异化才能打破行业的趋同性，所以楼盘产品更应该放置于思维导图的最底层。当初的发起人对于美术馆的长成非常兴奋，甚至设想每个楼盘都应该配备一个小型美术馆。而在我看来只能“力出一孔”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。在深圳，认知和资源都是有限的。只有坚持把一件事情做到位，美术馆才能做到发声如媒体。
美术馆的空间是由万境艺术进行设计的，我们邀请了艺术家沈少民和建筑师冯玉海一起参与共创，这个过程，我们将美术馆的空间当作一件装置作品去思考。沈少民曾经说，应该跳出美术史去做艺术。做设计一样，做美术馆也一样，都需要向边界靠拢，实现“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”的状态。
在美术馆的三年规划中，我们首先希望在第一年获得专业圈的认可，我也坚持强调策展人的作用。最初选择王澈是因为他走出了白盒子空间，在行走中关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，体验天地带来的另一种能量。在疫情期间，王澈的行动一定程度上带着我们逃离了现实。第二年，我们的展览更加向内生长，更加地亲民，比如由东门杨策划的“动物园对面的游乐场”，既对观众友好，同时也兼顾了美术馆的品质。为思考裹上糖霜，为社区带去愉悦感，这些资方和社区的要求，在疫情的困顿中成立了。
在业内人士眼中，我是一个外来者，在从零到一的过程里，我的角色是连接学术圈和开发商之间的桥梁和翻译者。在满足社区资方的需求的同时，我需要在学术和商业之间进行调和和平衡。在某些层面上，当代艺术的出现对社区居民而言可能显得过于尖锐。这种尖锐性不仅仅体现在某些艺术作品的物理形态上，还包括了作品所表达的批判性和思想性。当社区居民的反映不够积极时，资方就更不能理解“月亮”与“六便士”之间的关系。但实际上，在我从事样板间设计的那十年里，人们因受到资本利润的驱动而购买房产，而这个时代，购房的动力已经转变为对居住体验的追求，当代艺术的眼界和思维在其中的作用是明显的。
“动物园”这个展览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，我突然找到了一种共鸣和运作方式，在各方现实需求的矛盾和冲突中找到了一点手感。我开始转向以社区居民的需求，而不是按照传统的艺术史或美术馆的脉络来行事。从杨天歌策划的“兴之所至”，到杨紫策划的“爱的魔力转圈圈”，都在更多地考虑社区的需求，策展人在这当中与社区达成了一种共创的模式。事实上，云美术馆的定位一开始就是社区共创型的美术馆，首先从经营模式上就是馆方和运营方共创的形式，这种权力体系并不是集中型的，从内容生产上也更贴近社群，社区在其中的参与度非常高，话语权不单单指向其中任何一方，而是站在所有人的立场上来思考世界。这种自下而上的平等，使得云美术馆与其他美术馆有了明显的区别。共创实质上是一种连接，只有从根本上保证每一个人在其中最大限度地发展自我，才能构成集体共同发展的可能性。经过三年的探索，我希望未来会更加人本化，从社群研究的角度深入探讨，使内容的生产和输出能与社区形成闭环。
艺术不能这样谄媚
ARTDBL：在你的观察当中，你所接触到的人群和社区，网红IP和思辨学术型的展览，在他们身上的有效性会有很大区别吗？
周赫：IP网红本身是一种符号，它满足并放大了人们的单一需求，通过魔性的反复来达成传播，一旦成为融入群体成为共识，它就红了。现在很多文旅宣传都在追求这种效应，很多甲方也一样。但我这么多年的坚持，就是不想完全去迎合这一部分，我更想潜移默化地去影响人的内心，尽管过程缓慢而艰难。
网红传播是研究过人脑结构的，人脑对信息的接收本质上不需要思考，越简单越容易输入，从而形成羊群效应，迅速地像滚雪球一样扩大，迅速占领心智，迅速成为热门。就像经济下行时，许多失业的人选择去哈尔滨旅行，传播抓住了人们失落的情绪，营造并放大一种“宠”的态度。这种传播与人真实的生活质感没有关系，艺术不能这样谄媚，它应该摒弃这种单一性，画廊和美术馆要做的是关乎生活的质感。虽然我们从人性化的角度去思考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去迎合所谓的贪嗔痴。商业并非坏事，但艺术的路始终是窄的。
ARTDBL：站在画廊的层面，你们会怎么做？画廊相继发起了“家园地图”到“科幻末世”系列，你们是如何思考画廊与时代、与大众之间的关系的？
周赫：这种全年策展的方式是从2021年末开始的，我们邀请策展人负责全年的策展主题，每个主题四个回合，配合每一回合的展览，再发起相应的公共艺术项目。从这两系列里，我们从原来依赖于与画廊合作来寻找艺术家，转变为由项目本身带来艺术家。这种改变也可以说构建了画廊的学术基础，并让更多人看到了我们的努力和真诚。这与我们经营云美术馆的逻辑相似。
“家园系列”的发起是基于群体的感受，深圳人都是移民，到中年回看家园，其实并不完全就是一种思乡的视角，我们当时发起过“家乡盲盒”的概念，比如以家乡礼物相互交换，但也不局限于具体的礼物，尝试通过创造新的关系，去打开人与人处于家乡空间以外的距离。“科幻末世”则受到疫情和人工智能发展等因素的影响，它们象征了同时代的转变和人们在这个过程中的挣扎。我们正处于一个变革的时代，生活在这个时代的现实之中，每个人都面临着焦虑，展览正是对这种不确定性的一种反映，“科幻末世”就像是一组记录下的照片，捕捉到了群体在不确定性面前的失重感。在这个时代，当我们发现以往的经验都失效了，可能最好的选择是回归到人类最本真的部分。
当下是“科幻末世”系列的第三回展览，策展人东门杨以村上春树的小说《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》比作当下的时代，里面描绘的场景特别像蛇口街区，他以小说为剧本，邀请谭彼得和王光旭两位艺术家在黑白两个空间内形成遥望和对话。我们围绕展览发起了冥想计划和共读计划，让人们在不同的维度上得以相遇，完成展览的社交功能。但展览内容可能有些晦涩，对于大众来说可能有些难以理解，很多人甚至也没有时间静下心来阅读，只能被焦虑所裹挟着前行。
ARTDBL：你宁愿费心力去推广类似于这种深刻但晦涩难的内容，在现实当中甚至实现不起来，也不愿意使用快速生效的传播方法，你有一种无力感吗？
周赫：相对而言，我是目标导向的，我明白不能既要也要。对我来说，每年四场展览意味着我已经与八位艺术家建立了合作关系，并且沉淀了内容，最重要的是完成表达的内在部分，无论大众或客群是否能理解，因为这是我自己经营的画廊，不必像经营美术馆那样需要考虑资方和社群，我可以更为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。即使事情并不完美，但我已经完成了我认为重要的部分。
顺应深圳人的共识
ARTDBL：你们是如何在深圳存活了8年的？
周赫：画廊能存活，是因为万境艺术自身携带的项目基因，在画廊的前三年，我们主要通过设计项目来维持运营，直到2019年才开始加入艺术项目，我们以项目的方式进行全年策展，再将画廊的资源和展览与企业B端建立联系。但随着深圳市场的逐渐成熟，我希望画廊能扎根于行业传统与深圳独有的创新土壤当中。也是由于经济形势在下行，而市场艺术生态却开始发芽生长，现在可以考虑部分向C端转变。
实际上，直到2020年以后，我们才勉强能够平衡展览的投入成本，尽管房租还没有完全覆盖。但从一开始，我的期望并不高。有人劝我索性将画廊改为非盈利空间，但在深圳，我们必须顺应深圳人的共识，他们认为非盈利并不高尚，会将公司不盈利视为一种耻辱，认为只有赚钱才符合深圳精神。“搞钱女孩”的价值观会成为主流，这种扭曲也是无法避免的。非盈利并不是一种生存之道，尽管你从事的是”非盈利”的工作，所思考的都是如何表达。只能说，我们并不局限于卖这件事情。
ARTDBL：蛇口画廊和其他画廊不一样的地方，在于你们更多地针对B端，是资源的统筹方，虽然画廊是一个传统的行业，但深圳这样一个没有画廊根基的地方，更有利于你拓展事物的边界，在当下的环境中，你如何进一步发展这种艺术服务品牌？
周赫：我们发起的全年策划项目里，向“家园地图”和“科幻末世”这两个系列，也有B端客户希望从策划、文本到内容集中采购，但是成本一核算下来，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，我估计最终达成成交还是有一定困难。更何况，相对于这些晦涩的系列，他们更喜欢与流量相关的大众化作品。但我认为这样的系列内容将来会越来越稀缺。
我们今年尝试了一个非常轻盈的项目“正发生”，既与当下的现实相关，也像一颗蒲公英种子，能出现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和每个人的身边。以最小的单元来启动一些事情非常重要，我也正在不断地缩小轻量级，注重可行性。像美术馆那种完整的内容体系通常体量庞大，也很官方，而蒲公英计划虽然可能存续时间有限，但正因为轻，参与没有那么多负担，公益性和传播性并存，与画廊的合作还能实现利益的共赢，这其中存在着几方共益。在当下深圳的发展进程中，只有打通与“六便士”的关系才能取得进展。这就是我在不断探索项目过程中找到的方法论。
在未来，共赢至关重要，就像Web 4.0一样，集权的方式正在逐渐失效，而艺术正在开拓开放和共赢的可能性。在经济下行的时候，艺术更像是一台探测器，能够探测到可能的机会和潜在的可能性。
ARTDBL：在你看来，画廊为什么对深圳这个城市来说是重要的？
周赫：画廊是生态当中非常必要的一环，只有积极进行收藏，才能支持艺术家的成长。但在这样的生态当中，经营画廊又异常艰难。大家都在抱怨深圳的藏家太少，很多画廊都表示搞不清楚深圳藏家的偏好，奇怪这个城市如此富裕，为何交易量却不高呢？我认为不应该归咎于观众或藏家群体，而应该反向思考我们能做什么。
回到商业层面，很多人可能因为追求名和利而收藏艺术，但往往最后会被这两种追求所伤害。深圳人务实，他们往往看重艺术品的金融属性，但保证这一点极为困难。后来我自己不再纠结于此，反而会声明说，如果站在投资的角度，这件事情很难满足你的期待，还是要回归到艺术本身，看你是否真的喜欢作品，是否愿意长期关注艺术家，保持对艺术圈的观察，这就够了。
对于那些有过收藏经历的人，无论是古董还是红木家具，反而比较容易理解某些无形的价值并不会立即变现，而变现并不仅仅是关于金钱的。最难的可能就是“小白”。还有一波值得期待的群体，就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二代们，他们对艺术的理解能力非常高，只是资金并不是很充足，即使是富二代也一样。随着这一代人的成长，深圳的藏家群体将逐渐形成。我对深圳的未来充满期待。
一起添火煮水
ARTDBL：画廊将如何与他们共同成长？
周赫：我们会提供各种内容，但画廊不可能满足所有需求，因此我们会成为陪伴者，或者担任艺术顾问等角色，陪同他们深入到生态当中，比如到艺博会、拍卖会，甚至其他画廊里去。在深圳，画廊主经常会聚在一起交流。外地画廊来到这里，发现深圳的画廊主没有那么强烈的竞争意识。实际上，行业都还没有热起来，何来真正的竞争？藏家自身还在成长，内容也有限，分享是必要的。就像我们以项目策展的形式与不同的画廊机构进行合作，虽然其中也有被动之处，但实际上很多画廊也非常开放，在商业规则之下，也并不构成冒犯。在深圳的好处在于务实，商业规则清晰，在商业文明底下，大家都愿意团结。
当下的深圳正处在导入期，正在萌芽阶段，一个人走很难，一群人走才能形成影响力。当然艺术这个群体，大家都有点自恋，或者文人相轻，观点不同、一言不合就吵起来了，但这些人特别真诚，特别率性，这是深圳人所缺的。深圳人处于经商和创业的环境，都是理性的，但感性其实是非常有魅力的。画廊介于感性和理性之间，作为画廊主应该学习深圳最基础的精神，不要有山头，不能内卷，要让别人看到这个行业有未来，才能不停入场。大家和而不同，一起添火煮水，这个事才能成立。
ARTDBL：蛇口画廊经历了疫情的前、中、后三个阶段，在不同的时期里你有什么样的总结？
周赫：画廊在疫情期间反而经历了特别好的发展阶段，我们在那个时间段里扮演着陪伴者的角色，我开始培养藏家，是从那时开始的。在疫情前，我的困惑在于深圳人的高效，这种高效性使得艺术很难推进。在设计领域的经验里，甲乙方的关系通常很简单，两点之间的距离只有直线，但在艺术里是一条弧线，甚至是一个圆。发展速度缓慢，但一旦形成循环，就会螺旋式向上升，而直线则无法再循环，无法衍生出其他可能性了。
一个圆可以自生长，只有看到这种价值，才能获得智慧的经商模式，市场上已经有先行者了。艺术是一种高度浓缩的事物，它不是一个赚钱的行业，但其生产的内容却远远超过市场所能给予的价值。我们要尝试让资本看到这里面的价值，让他们认识到其中的极高杠杆，愿意付出等待。
ARTDBL：你会担心目前或者未来的经济形势吗？
周赫：我还好，我对创业比较执着，即使不那么成功，但是仍然坚持，因为我挺喜欢这种跌宕起伏的状态。经济下行的低谷里在玻璃渣子中寻找钻石，这种冒险的状态既有趣又刺激，你得不断地叩问自己所做之事是否具有价值。这种叩问虽带有些许自虐倾向，但并非自我剥削，而是一种自我完善的过程，能锤炼内心的状态，让你保持活力。
事实上，虽然当下都在讨论消费降级，但我的理解刚好相反。消费者更加注重情绪价值和价值主张，而不再局限于物质需求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艺术大有可为。艺术就像哲学一样，能够在各个方面发挥作用，只要将其核心思想提炼出来，它就是一股源泉，不断提供滋养和启示。艺术家群体的价值常常被低估，实际上，他们看过大海后浓缩了一杯水给你，只是你不能理解内在的渊博。说艺术无用，只是你还没有找到着力点。当然，我们都在不断寻找，一轮一轮地尝试。
创业过程中，艺术真正的价值没法让人们看到，这是我遇到的很大的卡点，是传播的问题，还是内容的问题？还是社会的问题？我只能在创业过程中不断叩问自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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